虚构的城市，真实的生存隐喻
——《看不见的城市》AI艺术工作坊记录
一
非洲的面积实际上约是格陵兰岛的14倍，但沿用了457年的墨卡托地图，却让两者在视觉上显得大小相近。为什么一个如此明显的偏差，会持续数百年而未被纠正？直到9月初，联合国投票决定更换新版世界地图。问题显然不只在制图技术，更在于：谁在定义我们看见的世界，以及这种“看见”是如何被建立并延续的？由此，我们谈到了“平等地图”这一项目，也谈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重新认识世界格局、参与全球博弈的过程中，正在发生的认知更新。
这正是我们9月5日工作坊的起点。
从这个问题出发，讨论很快延伸到大航海时代、西方殖民扩张，以及殖民体系如何在不同大陆建立起庞大而细密的社会管理网络。那些制度如同毛细血管般进入地方社会，在布局、渗透与重构的过程中，也不断制造新的矛盾与转型的阵痛。我们讨论的并不只是一张地图，而是地图作为地理标志背后的权力与秩序，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二
我请大家分享自己的旅行经历，以及一座最令自己难忘的城市。有人谈最近的一次旅行，有人谈自己的故乡，也有人谈起曾经生活过的被视为第二故乡的遥远国度。分享渐渐引出了一个问题：一个地方，是因为发生过重要的事情，才成为我们的“故乡”；还是因为我们不断记得它，它才获得了“故乡”的意义？城市又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记忆？或许是一种气味、一种声音、一种颜色，也可能是我们在那里经历过的某个重要时刻。随着每个人的故事展开，世界地图也一点点铺开。原本抽象的地理空间，开始被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城市和记忆填充，一个真实而具象的“地球”也由此显现出来。
然后，我们把目光带回我们生活的城市——汉堡。谈到汉堡的城市气质，大家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。有人认为汉堡多元、开放，也有人觉得这里的人相对保守。正是这些看似矛盾的感受，让我们开始意识到：一座城市并不存在单一的性格。所谓开放与保守，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，而是不同的人、经验与观看方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多重面貌。
我们也从汉堡作为汉莎同盟的商业传统谈到它的文化生态，再谈到独特的艺术赞助制度。商业所积累的财富，如何转化为文化资源；私人赞助如何进入公共文化空间；而一座城市，又如何在这种关系中保留多元、独立与自我选择的可能。我们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共识：汉堡所珍视的“自由”精神，不仅是一种城市价值，也是一套连接商业、文化与公共生活，同时允许差异存在的社会机制。话题也自然落到刚过世的汉堡人艺术赞助人 Klaus-Michael Kühne，以及这位德国富豪如何通过基金会参与城市文化与公共生活。由此，讨论从“谁创造一座城市的文化”进一步延伸到：资本、私人财富与公共文化之间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三
接着，我们正式进入了对伊塔罗·卡尔维诺（Italo Calvino）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（Invisible Cities）的讨论。我们首先选取了第一章两座代表“欲望”的城市——朵洛茜亚和德斯皮娜，从一个根本的问题出发：欲望究竟来自对象本身，还是来自人的缺乏？城市看似承载着人的欲望，但当我们真正凝视城市时，最终被看见的往往并不是城市本身，而是人投射其中的欲望、想象与缺憾。
沿着这一思路进入第五章，我们将视线转向莉安德拉所居住的两类神，并将其与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祇、日本文化中“万物皆有灵”的观念，以及古希腊、古罗马文明中庞杂而严密的神话谱系进行比较。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：在莉安德拉，人们如何借助神话理解自己的生活？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关系与冲突，又是如何被转化、投射为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与冲突？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神话并不是城市生活之外的一套虚构叙事。当神话进入城市，它便成为人们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。人创造神话，为不可解释的经验赋予形式；而神话一旦被创造出来，又反过来解释人的生活，组织人们对日常世界的想象，甚至参与塑造人与人、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。神灵与城市居民之间因此形成了一种持续而牢固的互动：人创造神话，神话又反过来塑造人所理解的城市。
最后，我们重点讨论了全书的结尾——第九章。
整本书以忽必烈与马可·波罗的对话作为叙事背景和结构框架，而到了第九章，这场漫长的对话也终于走向终点。马可·波罗作为远道而来的异邦人，并没有谄媚地赞美帝国的伟大。他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自己讲述的始终是相似的故事；但真正决定故事意义的，并不是说话的声音，而是聆听它的耳朵。
第九章一开头，便写到大汗手中的一册地图。面对这幅疆域广阔、几乎无边无际的帝国版图，年迈的忽必烈或许不禁生出一种悲凉：他真的拥有过这片土地，以及土地上的臣民吗？这里的“拥有”其实已经超出了疆土本身，而指向了帝国统治的有效性。地图可以划定帝国的边界，却无法告诉统治者边界之内的人如何生活、如何思考，更无法保证他们真正被看见和理解。疆域越辽阔，中央权力与地方生活之间的距离反而越大。马可·波罗不断讲述一座座城市，非但没有让忽必烈更接近自己的帝国，反而让这种距离变得更加清晰。
因为忽必烈所面对的，始终只是一张地图。地图能够告诉他帝国延伸到了哪里，他无法真正走近玛洛济亚坚固的城墙，更无法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，看见墙上出现的裂缝，以及裂缝背后通向另一座城市的可能。对身处帝国中央的忽必烈而言，权力可以划定疆界、建立秩序，却无法完全抵达地方社会的内部。中央所设想的帝国，与地方真实运行的生活之间始终存在距离。而随着疆域不断扩张，这种距离也会不断扩大：统治者对地方的了解、触及和控制终将受到限制。那些看似坚固的城墙，也终究可能出现裂缝。因此，帝国的边界并不只是地图上的疆线，也存在于中央权力无法抵达的地方。
“天下莫非王土”的背后，恰恰可能是一个统治者无法真正拥有世界的孤独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忽必烈提出了一个关乎存在意义的终极问题：何方才是人间乐土？
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帝国与权力本身。当一个人拥有过如此庞大的疆域和无数的臣民，却在生命尽头开始怀疑“拥有”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他真正追问的便不再是“我还能得到什么”，而是：当死亡终将到来，一个人究竟要如何活着？穷尽一生所建立、占有和统治的一切，又究竟有什么意义？然而，马可·波罗的回答并没有指向某一个具体的地方，也没有为忽必烈描绘一个乌托邦。相反，他将问题重新带回现实：活人的地狱不会凭空出现；如果有地狱，那也是我们自己聚集、建造出来的，而我们如今所生活的地方，就是地狱。因此，问题最终并不是如何寻找一个不存在的“人间乐土”，也不是如何逃离我们已经身处其中的地狱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在无法逃离的现实中，辨认那些并非地狱的人和事，理解它们，并为它们保留存在的空间。
这也让全书最后的意义发生了转变：从寻找城市，转向辨认生活；从拥有世界，转向聆听世界。忽必烈拥有的是一张越来越庞大的地图，而马可·波罗真正带给他的，却是一种重新观看和聆听世界的方式。或许，这正是“决定故事的，不是讲话的声音，而是聆听的耳朵”真正指向的意义。
我们还在讨论中加入了对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不同德语和中文译本的比较，关注其中可能出现的翻译不准确、意义的回避以及信息的疏漏。不同译本如何处理原作中的语言、意象与文化语境，也由此成为讨论的一部分。虽然大家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，但我们都认为，从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出发，重新理解作品本身，或者通过作家不同写作之间的互文关系展开阅读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。
四
作为工作坊的结束，我分享了我和学生团队于2020年完成的一个声音艺术项目——《哥廷根声音地貌》。我们通过实地采集声音，并将这些声音上传到谷歌地图，让聆听者通过声音进入城市的特定场景，在听觉中打开想象，以另一种感知方式重新认识一座城市，并进一步进入它所承载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语境。
最后，我还给大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阿兰·科尔班（Alain Corbin）的研究《村庄的钟声：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音与意义》（Village Bells: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Nineteenth-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）。在这部著作里，科尔班关注的并不只是钟声本身，而是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音景观，以及钟声如何组织人们对时间、空间和集体生活的感知。钟声作为一种公共声音，穿透私人生活，将村庄中的人召集到共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。因此，声音并非只是环境的背景，它本身也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立，并塑造着人们对地方、共同体和日常生活的理解。
一位工作坊参与者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来描述这次工作坊的体验：milieu。法文里 “milieu” 这个词不单指一个人的生活环境，也包含了人与周围空间、他人、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形成的整体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感受到的城市，并不只是眼前的建筑和街道，而是我们身处其中、与之互动，并不断被其影响的那个“场域”。而这，或许正是卡尔维诺所谓的“看不见的城市”——城市真正不可见的部分，恰恰存在于我们的记忆、欲望、符号、交换、观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。卡尔维诺以11个主题为线索，用轻盈而充满诗意的语言，写下了这本关于城市、也关于我们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的书。
敖玉敏
2026年9月6日记于汉堡
